你怎么看世界,就怎么过一生

你怎么看世界,就怎么过一生

一个人的任何选择,归根结底都不会超出他的认知范围。

比如古代人祭祀山神,或者相信天降异象,不是因为他们傻,而是因为那是当时最科学的事情。

古希腊人真心相信奥林匹斯山上有诸神,和我们现在真心相信太阳系外有外星人,是一回事儿。

都是各自世界观的顺理成章的逻辑外推。

一些看不见的东西,决定了我们能认识什么,能追求什么,更决定了我们能达到的极限。这个东西叫做世界观。

一、两千年来,世界观只发生过一次改变

1.世界观,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

15世纪末,欧洲人开始了他们的大航海,当时将欧洲人压着打的奥斯曼土耳其人,根本瞧不上海洋,他们认为海洋长不出庄稼,又不能供快马驰骋,他们示:我们只需要陆地,至于海洋,留给基督徒吧!

而对于当时已经大规模航过海的明朝来说,船队之先进,规模之大,令欧洲人望尘莫及,但是,为了打击走私等原因,明朝选择了封海。

当时他们都没料到,谁控制了海洋,谁就控制了未来世界五百年。

这是不同的世界观。

大航海以来500年,同一个空间的人们,处在不同的世界图景中,过着不同的人生。

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告诉我们:“在西方语境下,我们看待世界的范式发生过一次变化,就一次。

而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,认识世界的范式也发生过一次变化,这个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。我们目前还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混合状态。

这唯一一次世界观的改变,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,也就是16、17世纪,它改变了之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世界观,代之以一种所谓的‘科学世界观’,典型代表就是牛顿。

所谓的现代社会,由此诞生。

而我们当下的所有辉煌与困境,都以此为基石。

2.世界观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?

吴国盛认为:“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,认识世界的范式主要改变了两点。

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第一点,是本质学说。他认为,每件事物都有一个自己,都有一个自己的本质,认识一个事物,就是认识它的本质。

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第二点,是目的论。就是说,事物要把它的本性实现出来,所以事物是发育的、生长的,它是有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,奋斗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本性。

在亚里士多德世界观里,这两点都很重要。

但是在科学革命以后,这两点全部被废除了。

世界图景变了。

以牛顿为代表的世界观中,定性分析是低效的,定量分析才是科学的,这是第一个改变;第二个变化是,定量分析直接把这个世界搞死了。

比方,我们眼前的桌子其实不是桌子,而是一堆原子,你一拍桌子,你以为是手拍桌子,其实是不同原子之间的相互碰撞——在这个视野下,手没了,桌子也没了。

把质还原为量,意味着事物没有了自己的本质和意义。所以以牛顿为代表的世界观认为,除人之外的所有东西,都是原材料,自然是人的资料库和垃圾场。

根据人的需要,我们可以对世界做出各种各样的划分。
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欧洲文艺复兴以来,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世界观,改变了整个欧洲人的思维方式。

今天我们都是西方人,因为整个社会都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方式,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方法论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人的认知方式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变革,就是这一次,从公元1500到1700年这200年,诞生了一种名为‘现代性’的认知模式——现代性刻画了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,核心部分是世界观,而世界观的核心,名为科学。

二、两百年来,我们一直处在转型中

1.转型的核心,是应对西方科技的冲击

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,我们应该如何自处?

吴国盛认为:“鸦片战争以来,我们中国人从不情愿,到半情半愿地加入了现代化这个大潮,现在仍然是这样。”

比如,在时间上,从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开始,我们的历法开始从农历变成格里高利历(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公布的历法,即公历纪元,又称“西元”),这背后是传统的循环时间观,变成了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;

空间上,我们从“四方之中”变成了《世界地图》,我们不是居住在大地上,而是居住在宇宙中的一个星球上;

历史观上,以世界主义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欧洲中心主义,要求我们用欧洲的历史进程,来编排自己的历史进程。

我们的一部近代史,就是从不情不愿,到半情半愿地加入现代化的历史。

但是,现代化一条是必由之路。

吴国盛解释说:“之所以说现代化是必由之路,不说制度的原因,单看技术,它本身不是中性的,技术本身是有意识形态的,它跟另一套思想有关系。

也就是说,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,会直接催生出一套西方式的社会架构、政治架构、思想架构,这是肯定的。

我们曾经以为技术是中性的,可以‘师夷长技制夷’,结果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。

因为,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,技术本身具有穿透性,即使作为工具而言,你如果没有接触这个技术背后的东西,没有接触这种思维方式,你仍然不能够得心应手的来使用它。”

在现代化的过程中,科学这一核心概念,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必须理解世界的精神支点。

而我们在现代化中遇到的种种困难,都与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深浅有关。

2.转型的困境:抓住了技术,忽略了科学

我们对科学的认知,首先来自我们近代的遭遇,也就是鸦片商人和他们背后的英国舰队。

船坚炮利的背后是近代技术,近代技术背后是钢铁、机械、雷达、火药等,钢铁、机械、雷达、火药背后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,而化学、数学、物理学背后,是古希腊的科学精神。

我们见识了技术的威力,顺其自然地忽略了科学的内涵。这样很容易抓住末端,忽视本源,“为学术而学术”在很长时间里是贬义词。

如果用机械的眼光看世界,那么万物是人手中的原材料,更有甚者,弱者就是强者手中的工具。

如果用基础学科的眼光看世界,组织发展遵循熵增定律,制造业发展遵循第一性原理,为什么任正非、马斯克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企业,这是基础学科的威力。

如果用求真精神去看这个世界,会怎么样?我们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,哥白尼为什么会发现日心说?

吴国盛告诉我们:“哥白尼之所以要提出日心说来反对地心说,不是为了改变宇宙中心,而是为了捍卫某种原理。

哥白尼高度认同希腊人的宇宙观念,即宇宙必须是由和谐的天球层层相套。而托勒密‘地心说’的体系中,引入了一个‘偏心匀速点’,使天球的匀速运动中心与几何中心相分离,这是哥白尼最不能容忍的背离。

因此,哥白尼所发起的天文学革命的要害,首先不在于宇宙中心的变迁,而是在于对数学原则的坚守。为了捍卫某种原则,他不惜移动宇宙中心。

也是因为这一共同的动机,让开普勒、伽利略义无反顾地传播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。”

近代科学发展了400年,以天文学为发端,以牛顿物理学的建立而告终。

从这个角度看,科学重构了世界,我们如何理解科学行为——是从技术威力的角度,从物理学原理的角度,还是从科学精神的角度——决定了我们自己如何进行选择。

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有多深,决定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有多深,也决定了我们在这幅世界图景中,能走多远。

3.如何理解科学?还要回到它的源头

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?

西方文明的基因是两希——古希腊和希伯来。古希腊提供了知识、科学、理性,希伯来提供了神圣、绝对、契约。

现代西方的强势,来自两希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联姻。想要理解科学精神,还是要回到它的源头——古希腊。

对于科学精神的实质,吴国盛认为:“对于古希腊人来讲,科学就是追求事物本身,着眼于事物自身的精神。学习科学,并不是在学习一门手艺,而是在学习怎么做人。

希腊人把几何学称为自由学术的典范。

为什么是典范?因为几何学可以自己推出自己,它根本不需要外部事物,不用测量、计算,只要推理,可以自己推出自己。

几何学建立在事物可以内在展开的基础之上。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几何学,领悟什么叫自由,什么叫自己,什么叫自我展开。

希腊人是最早的自由人性觉醒的民族,他相信人有一个‘自我’,这件事情体现在一种知识类型里面,这个知识类型就是科学。

通过学习科学,他才慢慢地成为一个理想中的人。

所以,当我们说科学时,它首先根源于自由人性的觉醒,如果没有自由人性,就不可能有科学思维。

而现代,从事科学研究的人,不一定是自由的人。在世界范围内,科学界成了一个名利场,人多、名多、利多,无法一概而论。

很多人做科学,不是因为热爱,而是因为有利可图——工资高、社会地位高、生钱渠道多——一旦发现工资不高,没有升迁渠道就开始跑人。

有些科学家跟奴隶一样努力干活,我发明了一个词叫‘奴隶科学家’,与奴隶科学家对应的是自由科学家。

真正的科学家一点都不care这些,他乐在其中,只要你不干扰他就行。而真正能够做出突破的,往往是这些自由的科学家。”

三、科学继续发展,我们如何自处?

现代,科技发展还在一路狂飙,我们又处于一轮技术变革的酝酿期,很多人认为,人工智能可能会颠覆现在的基础设施、社会结构,甚至颠覆我们的世界观。

对于人工智能会不会再次改写人类的世界观,会不会出现AI对人类的威胁,吴国盛回答:“对于下一轮技术变革,我基本上还是谨慎乐观的,我的意思是说,人工智能可能会有挑战,但在现有的价值体系内,它应该不会产生很糟糕的后果。

技术发展不是一步到位的,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会一步到位的。技术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,如果明显有人受到伤害,人类社会马上就会制定新的规则,进行修正或禁止。

技术更新会淘汰一部分人。

比如司机这个职业,过去是一个很高级的职业,还是个技术活。

随着汽车的平民化、家用化,司机就慢慢被边缘化。未来,人工智能汽车出现以后,司机的重要性可能还要大幅度下降。这个过程,持续了几十年时间。

类似的,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这样,在几十年间,慢慢让部分职业的存在感削弱。

吴国盛补充:“比如,在个人隐私方面,大家慢慢意识到个人数据的重要性,就会通过一些方式,对新技术的开发者们提出质疑。

我听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,提出过对监控探头的质疑。全国人大警惕了,就进行立法。

所以我认为,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不是问题,问题是,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。

历史证明,如果在旧技术之下,社会机制的运行比较好的话,在应对新技术的时候也不会出大问题。如果在老技术下总是出问题的社会,那么在新技术下,相当于根本没有一套安全防范体系,这时研究新技术就是在玩炸药。

比如上个月的黎巴嫩爆炸事件,两千多吨硝酸铵存放在首都,管理存在严重疏忽,且根本没有一套安全防范的社会机制在,这就是在玩火。

社会机制不健全,就无法预防新技术的危害。越是落后国家或者越是社会机制不完善的国家,使用西方技术的后果越严重。

所以对于下一轮的技术冲击,有防范机制的、有配套的伦理体系和制约机制的社会,会轻松得多。”

最后,吴国盛总结:“问题不是全人类都面临相同的技术威胁,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中,有没有足够的社会准备。

从这个意义上,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,我们不能光用技术,而是要深入了解技术文明的来龙去脉和思考逻辑。否则就是小孩玩火、小孩玩枪、小孩玩手榴弹,那就完了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做科学史、科学哲学,要传播科学的世界观,不是说它们都是好的,而是说,现代社会就是这个样子,你要认识它,反思它的好和不好。

我们都是科学世界观的传播者和批判者,这并不矛盾。

只有在同一个世界图景中,我们才有相互理解的可能。这也是我们讲科学的一个必要性。

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是由科学决定的,它的经济增长模式、财富积累模式、社会运作模式,背后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结构。所以理解科学,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。

我觉得每个人从学习层面,多学一点科学知识,多知道一点技术逻辑,总是好的。”

版权声明:拉希尔 发表于 2020-09-16 16:51: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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